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有加强性教育的内容：“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这是一部国家基本大法，这是性教育，或者说“性”这个字首次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当中。此前的主流话语体系，党和国家的正规场合，从来不出现这个字，“性”从来不登大雅之堂。从这个意义上，通过这三个字，国家承认了存在“性教育”这回事，“性”这个字从此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登堂入室。或者说，国家认同了“性存在”。

性骚扰也已经进入国家法律。它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性存在，同时指出了性问题的严重性。2005年7月1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进行正式表决，其中引起公众关注的是我国首次立法禁止性骚扰行为。此前，从2005年6月24日13时起至27日13时，《郑州晚报》、新浪网“性骚扰调查问卷”显示，在21989位被调查者中就有16745遭遇过性骚扰占76.15%，而没有的仅为3502人占15.93%。

这两项立法，表明中国当前面临严重的，社会性的“性危机”。

这两项立法，虽然都代表了一定的历史进步，但其共同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治标而不治本，只针对现象而未探究本质。是从解决一时的社会困扰的角度出发，而未从整个性文明自身规律的角度认识问题、探求解决之道。所以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计。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提到的性（健康）教育，有其局限性，其一，它只是针对青少年的。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所面临的性问题比青少年更严重，而且人数要多得多。其二，它矮化了性教育的作用。过去，计划生育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深刻。但是它并不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起作用。这个法律的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先结婚后恋爱，是补办手续。

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传统项目，而性则是现代概念。性的意义，不是光从计划生育的角度就能说得清楚的。性的意义，岂能只是从属于生殖？至于“人口”，虽然对计划生育起到了补充作用，但是它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和“性”有什么关系？并不明确，此法中的这一句表述也远远不能阐述清楚性对于现代人口的全部或主要意义。

在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中，包含着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的矛盾：只禁止，不疏导，只惩罚，不教育，以后的两性关系怎么达到和谐？原来的那股导致骚扰的冲动未来的出口在哪里？为什么部分国家的性骚扰发生率非常之低？像丹麦、瑞典、芬兰等国家。它们用什么办法排解了人们的性冲动，或者使之以另外的渠道得以疏导？

艾滋病危机，使中国的性问题的严峻性再次突出出来。国家主席胡锦涛说：“艾滋病防治是关系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持遏制蔓延势头”。这个高度和当初评价计划生育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计划生育一样，艾滋病也和性有关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些人在大力推广保险套，一些人在大声疾呼禁欲和道德主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未来的关于性的国家政策、法律，将深受他们的博弈结果的影响。

固然，性教育的意义，性的意义，可以从计划生育的角度，可以从性骚扰的角度，可以从艾滋病防治的角度，分别获得说明，但是，性的意义，性教育的意义，并不是依附于这些问题才得以存在。性文明，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它固然可以扮演各种角色，但是它不可能始终作为婢女。

一般来说，性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也即是说，探讨性存在，必须在尊重个人的哲学观念支配下进行。性存在，是人本主义或个人主义话语体系之内的范畴。当前中国，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使得性文明的发展获得可能。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阶级斗争主导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性对于幸福的贡献率不被计算。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整个时代主要用于解决温饱问题，是食欲时代。当前时代，性的问题突出出来。中国面临性欲时代。

性的问题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满足性需求，另一个是如何保障安全感。就如何满足的问题，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好。国际上每个人一生当中的性伴侣数，美国大概是13个，法国最高，是16个，我们中国人的性伴侣数，平均一个人一生是2.7个；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美国是15岁左右，中国是21岁多。第三个数字，一年性生活平均次数，法国人是160多次，中国人67次左右。这几个数据是不是铁杆预言家？中国人在刚刚从阶级斗争的热潮中脱身出来以后，在刚刚解决了食欲问题以后，性欲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