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中国人怎么对待这些个数字？中国特色的性文明将是什么样的呢？

按照马斯洛的学说，人的第一层次的需求是生存需求：空气、水、食物、住房、性生活。这个层次的需求不满足，是会致病的。我们当前要建立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如果这个层次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建立注定要落空。和谐社会的建立，起码还得满足第二个层次的需求：安全感。安全感的问题怎么解决？一个是三险，养老、失业和医疗。当前，安全感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性生活的安全问题。性病艾滋病如此猖狂，性生活的安全感难以保障。这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心理需求，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功能，也是和谐社会的判别标准之一。

现在，由于艾滋病的威胁，全社会有一种声音，要求禁欲，要求复归传统道德；另外一种声音，像木子美，像各种婚外性关系，则又仿佛全然不顾艾滋病的危险。这两者都有所偏颇，都是用一个问题掩盖另一个问题。这是中国性文明的现状。这是一个矛盾的现状。

中国性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中国性文明的问题，起码是两个问题，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需求如何满足的问题，一个是安全感的问题。既有的立法，都只是涉及第二个问题。性骚扰的立法是这样，青少年性教育的立法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艾滋病的防治还没有立法，但是鉴于艾滋病性传播模式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艾滋病的问题正在变成性的安全问题——但是需求如何满足？

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上出现种种与性的需求与供给有关的现象，比较多元，也比较混乱。这种现象能不能廓清，会不会沉淀出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和体制？能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制度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爱情、婚姻、家庭已经形成了法律规范，性的角色定位怎么办？如何对待婚外情、一夜情、婚前性行为？法律规范在处理性与爱情、婚姻、家庭的关系方面只能含糊不清，无所作为吗？只能把这些问题交给道德规范和习俗规范？

另外，性革命、性解放的目标，并不是倡导性放纵，而是要建立新的性秩序，是建立新的性制度、性规范，使性的规则与性的冲动之间的关系更协调，更符合人本主义的法则。这些在国家意志的角度如何体现？国家意志对这种社会潮流的处理，仅仅沉淀为禁止性骚扰吗？

文明的精髓在于以规则处理冲动，所以，一些国家以性权利的形式，以法律规定自主性行为最低年龄的方式（如欧洲部分国家），以将性教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形式（如新西兰），来处理性文明的第一个问题，即如何满足需求的问题。

性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对性信息的需求。而性信息，是有结构有层次的。既包括形而上的观念信息、价值信息，又包括形而下的操作信息、过程信息。由于中国人均信息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1999年前者为后者的1/14），而性方面的分类信息更远低于这个水平，所以，才会出现市场上的鱼龙混杂现象，才会有黄毒的泛滥。只所以黄毒扫荡不尽，因为这样做不符合规律。

从丹麦、芬兰、荷兰、瑞典、日本、新西兰的经验看，将性教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做法是成功的，而且看来是不能省略、不能跨越的一个环节。

瑞典性教育不仅在学校已有完整的性教育课程体系，而且性教育已深入社区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全国现已有200个青年门诊，由助产士、社会咨询专家及心理、妇产、精神、男科等专家组成，免费向23岁以下青少年开放咨询与治疗。另外建立少女中心、通过国际互联网、同伴教育、媒体及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性教育活动，使性教育在全国开展。瑞典自1933年开展性教育以来，性病的患病率极低；20岁以下女孩子怀孕生育的情况几乎没有；HIV阳性率至今全国仅5132例；出生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堕胎率超低。（参见新华网浙江频道2004-01-17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波谈关注青少年性教育）